【兩岸】黃之鋒案讓人懷疑香港只是中屬殖民地

【兩岸】黃之鋒案讓人懷疑香港只是中屬殖民地2017-12-2812:30高等法院強調守法之重要,加重判刑黃之鋒(左)與羅冠聰(右)等人。法新社站在「公民廣場」回想香港主權移交黃之鋒、羅冠聰及周永康因重奪公民廣場行動而被判入獄,此案讓人思考一個問題:若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只是將宗主國由英國換成中國,換一面旗幟,然後馬照跑、舞照跳,那會否只是將香港由英屬殖民地變為中屬殖民地?鄺健銘黃之鋒、羅冠聰及周永康因二○一四年重奪公民廣場行動而被判入獄一案,對思考該如何比較香港英治與中治時期的管治表現,頗具指標參考作用。近年開始有更多人思索,香港是否仍未「解殖」、仍處於殖民地狀態?若對照英治時期監控社會的法律制訂與執行情況,以及「重奪公民廣場案」折射的中治香港法律觀,其實可以說,中國香港也許比港英時代更具「殖民性」。高等法院裁決被批「政治迫害」黃之鋒等三人的控罪,均與被指控違反《公安條例》第十八條「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」、「參與非法集結」有關。東區裁判法院原於一六年八月裁決,三人只需被判社會服務令與緩刑這兩個較輕的刑罰。香港政府律政司因不服判刑而提出覆核,但其覆核在同年九月被東區裁判法院駁回。律政司司長繼而在隔月上訴至香港高等法院,至今年八月,高等法院加重三人之判刑,三人分別被判監禁六至八個月。與此同時,黃之鋒還涉及另一案;他與學生聯會(學聯)成員以及社運人士,於雨傘運動期間因阻撓旺角清場而被控藐視法庭罪成。高等法院原定於十二月七日判刑,但因辯方需要更多時間而押後。加重三人判刑的高等法院判詞,強調「守法」與「秩序」之重要,其判刑主要理據,是三人行為「破壞社會安寧」、令「公眾受害」,且其「重奪公民廣場」行動過程令保安員受傷,故此形容「本案的犯罪情節明顯是嚴重的,是涉及暴力之大規模及嚴重的非法集結」。司法現實與中學法學教育相違高等法院裁決之後,不乏批評裁決屬「政治迫害」的報導與評論,例如BBC報導中說:「《路透社》引述一名不願具名的香港特區政府『高層消息人士』說,檢察官原本『並不主張進一步推進案件』,但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堅持上訴。」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鄭煒在《明報》更為直白地指出,判決在為香港製造「政治犯」。鄭煒所理解的判別「政治犯」簡單原則在於「該犯是否因牴觸政權而被捕下獄」,他亦指出政府在案件中其實有角色衝突:「『雙學三子』(即案中被判刑的黃之鋒、周永康和羅冠聰)領導的佔領運動直接令律政司長輔理的政改項目觸礁。再者,據《路透社》報導,律政司長否決了高層檢察人員的意見,決定就量刑覆核。律政司長非但沒有選擇避嫌,反而積極主導訴訟過程。」權力機關所抱持的意識型態,會決定法律的功能與條文如何被理解與詮釋──法律或則被轉化成為政體鞏固與延伸權力的工具,或則被用以限制政體權力、保障個體意志的各種自由。被視為威權政體的新加坡,正是以前一種方式理解法律功能,強調的其實是「依法辦事」(RuleByLaw)而非「法治」(RuleofLaw)。回顧案件重心所在的香港《公安條例》立法與應用歷史,會更清楚看到裁決判詞之中「存在即合理」的法律觀,以及香港正加強管控社會、向新加坡威權法律觀靠攏的趨勢。諷刺的是,香港這種司法與政治變化趨勢,卻與香港中學的法律教育背道而馳。香港中學通識教科書如此定義被視為香港「核心價值」的「法治」:「守法並不等同於維持法治:一些法律可能與法治精神的基本原則產生衝突,因此遵守法律以外,還要對現行的法律制度、執法機關做出監察、檢討,並主動提出修正,使之符合法治精神的真義。」《公安條例》收緊集會規限香港《公安條例》的條文內容並非一成不變。條例於一九六七年訂立,與當時受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影響、在街頭布置炸彈的左派「六七暴動」有關。在香港主權移交前夕的九五年,港英政府修訂《公安條例》,放寬針對公眾遊行的規限──公眾只需在限定時間內,知會警務處處長,而毋需向處長申請牌照。處長需有合理、基於公眾安全的理由,才可禁止遊行;任何人皆可通過既定程序投訴處長決定。當年《公安條例》修訂,是為配合九一年通過的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。但在九七年二月,中國人大常委會決議稱,九五年《公安條例》的「重大修訂」將不會自動成為香港特區的法律,結果特區時代的《公安條例》重新收緊對社會遊行與集會的規限,包括公眾事前需得到警務處處長簽發的「不反對公眾遊行通知」。處長審批的準則,不再只限於公眾安全事宜,「維護國家安全」也成為重要的考量條件。香港法律學者王慧麟所寫的論文SocialControlandPoliticalOrder-DecolonisationandtheUseofEmergencyRegulations,為《公安條例》提供了重要的脈絡分析。從王慧麟論文引伸而論,港英與特區時代監控社會的法例之制訂與應用,有兩點不同:一、港英時代賦予殖民地總督決策層相當大權力,大部分條文成為一九六七年《公安條例》內容的緊急法令,其中不少二戰後的應用案例,多為針對與地緣政治相關(例如韓戰與國共爭鬥)的非法貿易與私藏武器情況,這與「重奪公民廣場案」判詞所言「本案的犯罪情節明顯是嚴重的」,其所針對有社會人士進入原為自由開放公共空間的情況,自然不能同日而語。這亦意味,特區時代針對「公眾安全」與「社會安寧」的法規標準與範疇,可以比港英時代更為嚴格與廣泛。邱吉爾擔心殖民地總督權力過大二、港英時代緊急法令的制訂與執行,受宗主國、奉行議會民主制的英國制約,香港社會自由程度尚在政治議程之中;在特區時代,強調國家安全、實行單一國家制(unitarystate)的威權政體中國,卻成為香港監控社會法規日緊的重要推因。港英時代緊急法令的源起,可追溯至一九二○年代香港海員大罷工事件。但當時處理殖民地事務、後來成為英國首相的邱吉爾(WinstonChurchill)便已擔心緊急法令會令殖民地總督權力過大,並囑令要小心應用法令。至一九五○~六○年代,英國殖民地部與外交及國協事務部因受到如JUSTICE一類的壓力團體批評,不時關注香港的緊急法令是否被濫用與政府權力是否過大,香港也因而需要不時向倫敦匯報法令執行狀況與修訂法規。按二○一七「香港前途研究計劃」揭露的英國檔案,即使在六七暴動期間,鷹派港督戴麟趾(SirDavidTrench)以法令壓制左派人士、有製造「政治犯」之嫌,但他並沒有得到倫敦一面倒支持。當時倫敦向港府施壓要求盡快釋放參與暴動的囚犯,並且強硬提醒戴麟趾應該保持克制。事實上,「六七暴動」之後不久,戴麟趾便已開始接受「監犯徒刑審查委員會」建議,減輕部分左派囚犯刑期。「三權合作」讓法界哀號香港主權移交後,香港與中國之間屢現「三權分立」與「三權合作」一類司法觀點碰撞,近年在中國政治壓力下,屢有香港司法界菁英哀號「法治已死」,管治氛圍可謂反差極大。研究英屬香港管治的學者吳德榮教授曾在拙著《港英時代:英國殖民管治術》序言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:「如果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只是將宗主國由英國換成中國,換一面旗幟,然後馬照跑、舞照跳,那會否只是將香港由英屬殖民地變為中屬殖民地?若今天的香港延續了回歸前的殖民性,那麼特區的認受性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?」對此問題,「重奪公民廣場案」不失為重要的思考切入點。(本文作者著有《港英時代:英國殖民管治術》、《雙城對倒: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》)➤購買本期新新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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