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戰鬥音樂學】紅白對抗下的作曲家生存術

【戰鬥音樂學】紅白對抗下的作曲家生存術2017-12-2012:30音樂家面對極權歷史中,蕭斯塔科維奇是紅色政權下的代表。翻攝自維基百科在蘇維埃政權的文化政策下,形式主義代表的是「音樂歸音樂、政治歸政治」的反現實路線,這是嚴重的指控,因為在這種藝術形式中,除了標題音樂、賦予歌詞或以強烈的調性表達情緒,音樂本就難以言說。楊緬因雖然歲末跨年將至,但不,我沒有要預測紅白歌合戰的意圖。正逢《促轉條例》通過、中正紀念堂轉型工作坊亦起步開展時,一位文人之死及其後,於最近公共討論中引起綿延的波瀾。從人們對文學史、乃至其他領域藝術史的討論經驗中,我們知道,如何評價、理解經歷威權/極權背景的創作者,以及他如何與政權互動的身影,將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。第一頁剛開始下筆,終頁則仍在望不見的盡頭。蕭斯塔科維奇密碼加拿大華裔作家鄧敏靈(MadeleineThien)於去年寫就、獲得布克獎提名的小說《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》(DoNotSayWeHaveNothing),書名以來自〈國際歌〉主歌的歌詞,講述的即是數位歷經文革的上海音樂學院年輕音樂家們,如何在「呈現新中國的交響樂」這般大命題的創作激情、與國家的癲狂席捲而來之間困惑流離,最終於天安門那一年留下供主角追尋的謎題。本書開頭不久,主角便因聽到收音機中,傳來蕭斯塔科維奇的《第五號交響曲》第三樂章,引起了其對謎一般的鋼琴家父親的思念,引用這首曲子的用意無疑很具象徵性。在音樂家如何面對極權的歷史中,蕭斯塔科維奇一直是在紅色政權下的代表性人物,因為其生命、創作與被蘇俄政權脅迫的歷程,作品帶有曖昧幽微的兩面性。他與其他幾位二十世紀作曲家,在不同極權政府間或顛沛、或發達,各自的創作意圖與生命事件的連結,也仍被無數的研究者不斷考證翻案,至今近百年仍不歇。蕭斯塔科維奇的少年時期,有幾個事件,在我們此刻回首歷史時,似乎露出一點靈光值得尋思。其一,一九一八年蕭氏十二歲時,曾為被布爾什維克黨人所殺的憲政民主黨(Kadets)領導人物寫了一曲葬禮進行曲。其二,出於對政治的熱情缺乏,他在聖彼得堡音樂學院就讀期間,第一次修馬克思主義的學分就被當掉了。蘇維埃的正確音樂而後他開展了早期創作生涯,因為在蘇維埃無產階級青年劇場謀得了一個職銜,使得他早期的作品,並無遭受意識形態的檢視,《第一號交響曲》發表後也一鳴驚人。他寫了慶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《第二號交響曲》,以一首充滿愛國情操的合唱結尾;而後創作的那齣惡名昭彰歌劇《穆郡的馬克白夫人》初發表時,無論在民間、官方都受到了高度讚揚,不僅被稱為「社會主義工程與黨之正確路線的結果」,更是「只有成長於蘇維埃文化最美好傳統中的作曲家,才能寫出的歌劇」。這是一九三六年,好景不常,這部作品所受到的官方評論急轉直下,隨即成為蕭氏兩次被公開譴責的起點,自此到後半生以朱達諾夫(AndreiZhdanov)為首的意識形態審查,總是拉鋸於壓抑與自我表現之間,直到史達林認為蕭氏應代表蘇維埃前往紐約交流、乃至六零年代蕭氏入黨之前,他無時不刻處於黨國的陰影中。《穆郡的馬克白夫人》受到「官媒」評論,認為流於「形式主義」(formalism),無益於社會主義的建設工程。在蘇維埃政權的文化政策下,形式主義代表的是「音樂歸音樂、政治歸政治」的反現實路線,這是嚴重的指控之一,對於作曲家來說亦是個難題,因為在這種藝術形式中,除了標題音樂、賦予歌詞或以強烈的調性表達情緒,音樂本就難以言說。戈培爾的墮落音樂節同時間,大陸西側的法西斯政權,亦有了對音樂的意識形態審查,並掀起了另一群音樂家不同姿態的回應。三零年代起,納粹政權也意圖建立其美學標準,並在一九三八年由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(JosephGoebbels)策展了一個名字非常煞氣的音樂節:「墮落音樂展」(EntarteteMusikexhibit),在種族主義的隱原則下,將爵士樂(非裔音樂)、斯拉夫音樂、乃至被認為是由猶太裔作曲家孟德爾頌、馬勒,以及荀白克(ArnoldSchoenberg)所「發明」的十二音列、無調性的現代音樂,都納入其批判的範疇中。無調性音樂可說是被紅白兩大極端政權皆認定為低劣的音樂。前者高舉寫實主義、後者則是嘗試建構以亞利安為主體的古典音樂傳統。匈牙利作曲家巴爾托克(BelaBartok)此時拒絕其作品在第三帝國、法西斯政權義大利演出,因而生活困窘,但發現自己「竟然」沒有出現在「墮落音樂展」的名單中時,便帥氣地寫了一封抗議信給主辦單位,要求將自己的作品列入。這是他選擇留下的身影。小史特勞斯與納粹政權之間的關係則較為微妙,他從未批評、甚至有所合作,但也不無距離。卡爾.奧夫(CarlOrff)對納粹政權唯一的批判,則是因為他們不採用他所發明的音樂教學法,除此之外合作順利愉快、飛黃騰達,也因而在戰後再起不能。一種作曲家一款命人們普遍認為,是在這樣的時代下,使得蕭斯塔科維奇發展出他隱晦的密碼作曲法。在第一次公開譴責後,他著名的《第五號交響曲》成了再度公開發表的起點,表面是向社會主義認錯輸誠,實則描繪了那個風聲鶴唳的悲傷時代。同鄉史特拉汶斯基,則也因為共產革命逃亡海外,但因疑似對墨索里尼的親近、以及拒絕支持數位猶太裔音樂家的抗議,而被抹上一筆反猶的色彩。巨變的時代對人總是考驗,對以表現為業的藝術家更是如此。一位藝術家選擇以什麼樣的方式進行他的創作、乃至創作外的活動,總將是面對自我與歷史深遠的問題。➤購買本期新新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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