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十九大觀察】「新常態」經濟習近平的大挑戰

【十九大觀察】「新常態」經濟習近平的大挑戰2017-10-1912:30中國大量投資其他國家基礎建設,以取得政治與軍事上的戰略地位。法新社中國式資本主義的力量與罩門習近平時代的中國經濟進入了「新常態」,不再以兩位數成長。過去宣稱將具高收益的高風險投資面臨去槓桿的金融風險,這可能讓被高速成長掩蓋的社會矛盾大爆發,資金鏈斷裂,資本外流。這也是習近平未來五年重大經濟挑戰。蔡宏政習近平在二○一四年五月於河南考察的行程中,要中國人民「從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,適應新常態,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」,白話文是要大家開始習慣較低速的增長。「分稅制」讓地方政府變成公司一五年,中國外匯儲備整整流出七千億美元,《華爾街日報》(TheWallStreetJournal)稱:「我們正在見證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資本外流。」當年十二月中國政府的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」則定出一六年經濟工作五大任務是「去產能、去庫存、去槓桿、降成本、補短板」,也就是化解工業過剩產能、消化房地產庫存、防範金融風險、降低企業成本以及擴大有效供給。這一連串的官方訊號表明,中國經濟已經進到一個結構性轉折。中國政府在一九九○年代以兩個政策充分地利用了世界經濟提供的機會,造就了二○○○年之後GDP兩位數的增長速度:第一個政策是一九九四年的分稅制,它讓中央財權上收,有能力進行國家發展的統籌分配,特別是挹注虧損國營企業。分稅制也導致地方政府必須自行尋覓財源,造成各地方政府全力招商,形成所謂的「地方政府公司主義」(localstatecorporatism)。也由於地方政府把自己當成公司來經營,政府最重要的公共職能如教育、醫療、養老等也就在這種「發展是硬道理」中被推遲,甚至於犧牲了。這個制度也直接造成地方政府驅逐農民,進行房地產炒作的土地財政,卻被宣傳成「新型銀政合作關係」,以蕪湖模式為箇中模範。「捉大放小」造就壟斷性國家隊第二個是一九九七年的捉大放小。中央放任十一萬七千多家地方國營企業給地方政府(改造、民營化或關閉),而把最大的央企改造成由國家緊密掌握的企業集團。這群「共和國的長子們」經歷了幾次人行與財政部的壞帳剝離後,在高盛(GoldmanSachs)與摩根士丹利(MorganStanley)等華爾街投資銀行的金融技術包裝下,以嶄新的面貌在紐約與香港交易所上市,成為《財富》(Fortune)五百大企業的新星,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國移動的案例。在高盛的協助下,郵電部先成立一系列的空殼公司,由中國移動香港公司首度上市(IPO),募集四十五億美元,以此資金再回過頭來合併了六個省屬電信公司,成立一個克服山頭林立的工業部門,真正壟斷全國市場的國家冠軍隊。因此,二○○○年之後中國的發展模式就是,政府用國有銀行支持的債券市場,為國家冠軍隊的壞帳埋單,通過國家冠軍隊進行一連串的基建投資,維持投資引導的高經濟增長。共產黨掌控「先進生產力」這種經濟成長有兩個重要作用:首先維持就業率,而人民的薪資又可以通過稅收與國家壟斷的銀行存款回到政府手中。其次,龐大繁榮的中國市場是吸引外資與國內外股市圈錢增資的重要題材。兩者共同支撐國有銀行平衡國家隊壞帳的能力,再次拉高中國經濟的未來價值。壟斷的國有銀行、國家冠軍隊加上西方金融技巧,不僅讓私營部門與世界經濟共同支撐了黨國菁英驚人的財富;私營部門與外資拉動的經濟成長也由此被收攏到「代表先進生產力」的中國共產黨手中,讓黨中央可以用市場經濟,而非毛式政治動員的方式,有效地控制了中國社會,重塑權力正當性。國內的資本循環邏輯同樣用來創造以中國為核心的國際資本循環。在金融部門的支持下,國企一方面在國際上進行大規模併購以維護原物料的穩定輸入,以及超趕式的技術取得;另一方面則對其他國家進行基礎建設的大量投資,甚至於給予買方信貸,以取得政治與軍事上的戰略地位。中國今年七月以十一億美元租借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(Hambantota)深水港九十九年,就是一個典型例子。金融與物質生產能力構成一帶一路的基礎,台灣的南向政策如果要在這裡與之競爭,甚至於仿效其模式,那是完全欠缺基本的戰略分析。高槓桿的金融風險與實體經濟增長如同太極的陰與陽,相生相剋。中國的投資資本產出增長比(生產出一個單位所需的資本)從一九九二年新一輪的改革開放後就穩步上升,亞洲金融危機之後,在一九九八、九九年來到第一次高峰。之後雖有下降,但二○○七年之後為了對付次貸危機推出的「四萬億投資計畫」,更造成此數值直升機般升高,在一六年登上歷史新高峰。這說明金融擴張已經無法有效支撐實體經濟成長。高成長背後累積巨額債務高成長背後究竟累積了多少債務,至今仍然沒有可靠的數據。從官方承認的一五.四兆人民幣、IMF估算的四五%GDP(二十七兆人民幣)到社科院估計的三十兆。如果我們再加上財政部,以及其他準主權實體(鐵道部、政策銀行、大型國營銀行、國企),那麼中國的債務占GDP比重可能已經超過美國這個高金融槓桿的國家。美國公債餘占GDP比已超過一○○%。人民銀行或財政部當然可以繼續像過去一樣,發行特殊目的債券或借條,在金融單位與國企借貸之間用來平衡資產負債表,甚至成立信託投資公司,把壞帳移出,變成表外債務,用種種金融撇步將債務切割、分散、轉移,埋藏在各個單位之間。事實上,在面對二○○八年次貸風暴之後的出口萎縮時,黨國機器也依循同樣邏輯,推出四萬億救市,更擴大容許地方政府依樣畫葫蘆,成立融資平台,一起加大這種高槓桿的成長模式。資金鏈一旦斷裂,經濟急速下滑但這些金融技巧在過去有效,主要是實體經濟的高速成長,讓外人直接投資(FDI)、貿易順差、國民儲蓄的增加可以平衡累積的壞帳。因此,當經濟成長轉換成「新常態」時,所有在一開始宣稱未來將具有高收益的高風險投資(例如基礎建設、房地產、巨大華麗的商城與摩天大廈)都將面臨去槓桿的金融風險。如果不慎引發資金鏈斷裂,實體經濟的下滑速度可能比當初起飛速度還更劇烈。這也是習近平在第二個任期內面臨的最嚴峻經濟挑戰。而在這個劇烈的轉折中,台灣要小心的恐怕不只是金融曝險、產業供應鏈轉移或觀光客銳減的問題而已。(本文作者為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兼系主任)➤購買本期新新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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